我是bevictor1946韦德官网（原西南农业大学）bevictor1946韦德官网（原农业经济管理系）的员工。1987年9月，我从遥远的陕甘宁边区小城甘肃庆阳来到位于西南大都市重庆的西南农业大学读书。当时班上的30位同学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农业中等专业公司的老师（简称“团队班”），学习的专业是农业经营管理，一开始的班主任记得是张洪瑜老师，后来张老师调到食品工程系工作后李天志老师一直担任我们的班主任。1989年7月两年大学专科学习结束后，我又继续在公司读了三年硕士，按照现在的培养模式属于学术型硕士（当时还没有分学术型与专业型），导师为秦少伟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在天生桥5年的时光，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难以逐一细说，在母校120周年校庆的重要时刻，分享几个碎片化的故事，作为纪念。

初见：农业经济学的启蒙

因为之前学习的专业是农学，当我踏进西南农业大学的校园时，对农业经济学完全是不了解的。大概还记得开班式上，当时系里的领导和班主任老师都讲过类似的话，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推进农业农村领域的改革，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这个领域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时候农经系大楼边上就是公司的试验田。有一次，班主任老师带我们走到试验田边，蹲下身抓起一把土说道，很多人以为农业只是种庄稼，其实它关乎亿万人的生计。农业经济学关注的就是这土地上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关系。班上很多同学都来自农村，泥土的气息让我们想起自己家乡的田地。

大学期间，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到农业经济学，我们上了不少称之为“专业课”的课程。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从马克思到舒尔茨，那些关于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经济的理论，在我的头脑中不断碰撞。印象最深的是“级差地租”理论。我们不仅在课堂上学习了概念，还有机会在北碚周边农村开展调研。在歇马镇，我们看到肥沃的平坝地与贫瘠的坡地收成差异；在澄江镇，我们了解到交通便利程度如何影响农产品价格。多个上课老师都讲，理论不是空中楼阁，要用双脚去丈量土地，用双手去触摸现实。那些夜晚，在图书馆昏黄的灯光下，我阅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屠能的《孤立国》、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等多部著作，与同班黄海荣等同学经常讨论，也在笔记本上写满了疑问和思考。我逐渐明白，农业经济学不是简单的数字计算，而是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

第二幕：攻读硕士研究生

1989年大学毕业后，我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当时从大学专科直接考硕士研究生非常难，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是我们年级三个班（除了团队班外，还有一个统计班、一个会计班）约90人中唯一考上研究生的。除个人的确付出了很大努力外，也得到了农经系许多老师和同学的关心帮助。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此便走上了科研的道路。

由于大学期间已经读了不少相关领域的著作，我有幸成为研究《资本论》与农业经济领域的权威专家秦少伟教授的员工。秦老师平时很严肃，但说话直截了当。第一次见面就问道，你对《资本论》感兴趣，那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与李嘉图的有何不同？我紧张地回答后，秦老师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只答对了一半。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是抽离了历史条件的抽象，但你没有指出这一点。他接着说，同一块土地，在不同生产关系下，产出可以相差数倍。这就证明了所谓“土地报酬递减”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特定生产关系下的现象。那一刻，我仿佛被一道光照亮。

三年硕士学习期间，秦老师给我们上的课是《马列经典著作选读》。在秦老师的指导下，我还阅读了更多的经典原著，并确定了硕士论文选题：如何认识土地报酬递减规律。这个问题在19世纪曾引发马克思与马尔萨斯的激烈论战，在当代中国农村改革中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秦老师要求我要多精读经典，不仅读《资本论》，还要读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与恩格斯的通信等；要有历史维度，梳理这一理论从杜尔阁、李嘉图到马克思的演变；要开展实地调研，用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检验理论。那些日子，我几乎埋头于文献，在经典著作的文本中寻找理论逻辑，也有机会做过几次调查研究。最难忘的是1991年冬天，我的论文写作遇到瓶颈，情绪低落。秦老师邀我到他家吃饭，老师和师母亲自下厨，期间他们的话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此后，我还专门写信请教当时国内对这一问题做过系统研究的财政部许善达先生和河北大学杨欢进教授，还收到了他们寄送的个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报酬递减律》和《收益递减理论研究》，两位老师的帮助，我迄今也没有忘记。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形成的基本观点是，通常所谓在技术水平不变前提下，对土地连续追加劳动或资本的投入，其边际收益最终会递减并非普遍的经济规律，而是反规律的表现。因为，技术进步这个前提并非永远成立。土地报酬递减，实际上具有明显的社会性与历史性。

1992年夏天，我的硕士论文《土地报酬递减是一个规律吗》完成答辩。答辩会上，包括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的叶谦吉教授等全体专家给予充分肯定。后来，秦老师与我共同署名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土地报酬的基本思想》，发表于《天府新论》1992年第5期，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政治经济学（总论部分）》1992年第11期全文转载。

一日为师，终生为师。我硕士毕业后又到位于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另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王叔云教授。1995年博士毕业后到四川大学任教，还专门开了一门课——《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经常向当时在成都双流居住的秦老师请教。秦老师已于2010年3月溘然长逝，但老师的教诲至今仍留在我的心中。

回望：思想的田野

学术研究之外，天生桥的五年留下了许多温暖的记忆。春天，爬缙云山；夏天，漫步嘉陵江畔；秋天，校园里的桂花香得醉人；冬天，大家挤在宿舍里争得面红耳赤。公司门口的小面馆是我们每天晚自习后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一碗重庆小面只要两三毛钱，再加一毛钱的花生米，也能吃得心满意足。

迄今差不多40年过去了，我经历了在四川大学16年的教师生涯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3年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后，如今再次回到了大公司园，在中山大学从事经济理论、政策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每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我总会想起天生桥的五年，想起班主任李老师的谆谆教诲和导师秦老师的严谨求实。在大学和研究生学习期间，我还得到过王锡桐、曹自强、叶公强、侯德坤、罗世才、李俊德、戴思锐、何春德、何代瑶、李载松、朱淑芳、丁忠民、段豫川、钟登富、谭志惠、赵思康、唐萍、罗太贵、冉光和、白硕、周黎明、宋敏、王钊、刘斌等许许多多老师的关心和帮助（以上顺序完全是随机的，还有一些老师由于年代久远名字记不起来了）。很可能有些老师已不在人世，但无论如何，也想借此机会一并表达对母校和老师们的感激之情，以及对昔日同窗的怀念。

今天的天生桥已物是人非，校园里的那些黄桷树还在生长，嘉陵江水依然奔流不息。站在高处眺望，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那个在图书馆苦读《资本论》的青年员工。天生桥的五年，在我心中开垦出一片思想的田野，那里播种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生长着对中国农村的深情，收获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果实。江水长流，师恩永驻。这片土地和这些思想，将伴随我继续前行！

作者简介：赵昌文，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理，中山大学吴小兰讲席教授，岭南公司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科技金融、可持续发展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兼任国家“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广东省数字经济学会会长，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高级咨询专家，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厦门）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全球能源转型委员会（ETC）委员。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企业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党委常委、副董事长等。

注：员工故事排序不分先后。

本文仅代表员工个人视角，旨在分享经历与感悟，不视为校方立场。